在官方出版的《周恩来传》中，有这样一个惊险的故事，这也可以说是周总理一生距离死亡最近一次。

那是1925年8月23日，国民党的元老廖仲恺遇刺后的第四天，周总理当时是“廖案检查委员会”委员。这天，他们在蒋介石的住处商定，要在当晚11点动手搜捕刺杀廖仲恺的凶手，但不知怎么搞的，实际戒严的时间却比他们原来商定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，口令也临时做了更改。

当时周总理乘坐一辆小汽车要进司令部，门口警卫的哨兵喝问口令，司机不知道口令已经更改，说了原来的口令，同时继续向前开车，结果哨兵直接用机枪扫射，周总理的司机和卫兵当场被打死。

枪声一响，周总理立刻机警地卧倒在了车座下，司机和卫兵的鲜血溅满了他的全身。车子停下后，周总理立刻跳出车外，高声宣布自己的身份：我是周恩来，“廖案检查委员会”委员！哨兵才没有继续开枪。

从这位哨兵在这件事的极端处理手段，我们能看出，当时廖仲恺遇刺案确实搞得广州满城风雨，人心惶惶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

这次遇险，是周总理一生各种无数次出生入死的经历中的一次。后来，周总理还经历过一次更加危险的情况。

那是1937年4月下旬，周总理从延安前往西安工作，路过甘泉劳山的时候，他们的三辆汽车遭到了一股当地土匪的袭击。

这伙土匪是一股东北军的散兵游勇，他们脱离部队落草为寇，和当地的地痞流氓、乌合之众们纠合在一起，主要抢劫来往于延安和西安之间的车辆，有时候也到远处的村子里去打家劫舍。

据当时在延南驻防的红27军政委王平上将回忆，这伙土匪们很狡猾，知道八路军不好惹，所以行动往往避开军车。但这次，他们误以为这三辆车是商车，就居高临下发起了伏击。

一排子弹打下来后，车上的副官陈友才当场牺牲，警卫人员也伤亡了一些，同车的张云逸大将来不及隐蔽受了轻伤，幸亏周总理迅速撤到附近隐蔽起来，指挥大家边走边退，才脱离危险。

土匪下来在车里搜刮了一顿，看到了周总理留在车上的那支西班牙式手枪。这支手枪是第四次反“围剿”的时候，王平打罗卓英的部队时缴获的。西安事变后，周总理要去西安谈判，王平把这把枪送给了周总理防身。土匪们拿走了这把枪，也从目之所见猜到了他们打劫的可能是军车，于是很快就撤退了。

劳山遇险，震惊延安，震动全国，没过多久，中央就下令红27军就地剿灭这股突围。当时红27军的军长是贺晋年，政委是王平，他们召开会议，分析土匪的活动区域、活动特点和活动规律，制定了剿匪方案。到7月初，这一带的土匪基本被肃清，来往车辆和人员从此不再有安全方面的担忧。后来，解放区搞大生产运动，就是从这一带的南泥湾开始的。

据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，1961年6月15日，周总理在北京阜成门还经历过一次非常惊险的车险。

当时周总理从中南海前往钓鱼台国宾馆，会见住在那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。当时给周总理开车的，是他的专职司机老杨，车辆的型号是从苏联买来的吉斯115型防弹车。

周总理对自己一向要求严格，外出活动从不让警卫车给他开道，而且当时也没有专勤通道。汽车开到阜成门外时，突然看见前面冲过来一辆大车，它突然逆行，横到了马路中间，两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如果发生碰撞，那就是非死即伤。

幸亏司机老杨经验丰富，急忙鸣笛、点刹、降档、向右避让，将将躲过了这辆车。车辆向右避让后，前面又出现了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，老杨又立刻把方向盘向左打死，吉斯汽车原地来了一个180度的大掉头，嘎地一声停在了原地。幸亏这辆车车身很长，车重也很重，要是一般的车这样操作，肯定是要侧翻的，那后果可能就非常严重了。

这番操作过后，大家成功脱险，再看那辆大车，它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，继续不打转向灯，在马路中间掉了个头走掉了。

大家见到此情此景都非常生气，周总理也非常生气。司机老杨判断，这辆车是从北京电车一厂开出来的，周总理随即指示成元功：“到了地方，你立刻把情况告诉北京市公安局，要他们查清楚，是谁不按交通规则行车，是有意还是无意？查明后严肃处理。”

到了钓鱼台后，成元功立刻给北京市公安局打了电话，报告了情况，并提供了那辆车的牌照号码。北京市公安局对这个情况高度重视，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亲自带着工作人员去了电车公司一厂，把他们的厂长和党总支书记叫来开会。

情况很快就调查清楚了，原来，那个危险驾驶的司机是一厂的一个维修工，名叫张兴辰。他没有驾照，这段时间喜欢上了开车，常常私自开车在厂子里转。开着开着瘾越来越大，就借口要给车子加油，把车开出了厂子，开道了马路上。

张兴辰得知自己差点撞了周总理的车，既懊悔又害怕。把钥匙借给他的那个同事更是后悔不迭，大家都在讨论他们这次犯的严重错误，说他们闯了通天大祸，要倒大霉了。

周总理听了调查报告后，严肃地批评道：“荒唐，怎么能随便开车出来玩？多么危险，对自己对大家都不负责。”

周总理请公安局给电车厂转达自己的意见，要他们加强制度管理，做好思想工作，也不要因为是遇到我的车就加重处分。

回到西花厅后，周总理把他遇险的情况告诉了邓颖超，邓大姐一听吃了一惊。周总理告诉成元功，他此前还有过两次坐车遇险，一次是1929年廖案发生后，另一次就是37年的劳山遇险。成元功感慨周总理真是吉人自有天助，三次都能逢凶化吉。

几天后，成元功到北京市公安局了解事故的处理和落实情况，公安局的同志告诉他，那个司机张兴辰已经被给予了警告处分，厂里的同志都觉得他太幸运了，幸亏遇到的是周总理，不然降级、开除都有可能。

退休后的成元功写回忆录的时候，对这件事依旧记忆深刻。有一次，他去访问了原北京电车厂的相关人员，并且想找那个张兴辰当面聊聊，结果电车厂厂长告诉他：那次车险几年后，有一次，张兴辰去检查电车，他违反操作规程，没有切断电源就爬到了车底，结果不慎触通了电源，电车启动后从他身上碾过，张兴辰抢救无效，已经去世了。

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成元功对这个张兴辰真是感到非常无奈。如果当初对他的处罚稍微严重一些，会不会让他牢记教训，从此遵守制度和纪律？是不是可以帮他避免这个性命之灾呢？

成元功说：“如果周总理尚在，我不知应该怎样向他报告，也不知他会说些什么。”

（由于平台规则，只有当您跟我有更多互动的时候，才会被认定为铁粉。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，可以点个“关注”，成为铁粉后能第一时间收到文章推送。）